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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的話就是，意義是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，它具有社會性和偽性—或者說人為性，語詞的意義是文化的產(chǎn)物，文化產(chǎn)生了意義，文化決定了意義。翻譯是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，所以翻譯本身也具有產(chǎn)生意義的能力，它完全應該而且也可以產(chǎn)生出原文所沒有的意義來，只不過，約束翻譯活動的基本原則，比如忠實原則需要重新認識罷了。這是我們從專名的翻譯上看到的東西。因此，從文化替換角度認識確譯，翻譯的范圍也就得到重新的界定和拓寬。

    上海西班牙語翻譯還有一個經(jīng)典的例子，特別能夠體現(xiàn)譯者的獨立性和自主性，那就是Greek的譯名問題。大家知道，我們把Greek翻譯為“希臘”而沒有按照音譯的原則把它翻譯為“格里克”。所謂“希臘”其實是古希臘人的古名Hellas的中文音譯，我們現(xiàn)在說的“希臘化時期”(Hellenistic period)用的還是這個字。所謂的Greek“格里克”其實不過是處于希臘與羅馬之間的另一個地方的地名。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說法，這個名稱來自古希臘人史前先人的舊名Graecus，當時他們居住在Epirus故地。這個名稱經(jīng)拉丁人的傳播，在日耳曼人、哥特人、條頓人中間被廣泛接受，后來逐漸成為拉丁世界對希臘人的官方稱號。不過，現(xiàn)代學者則認為，Greek這個名字是由希臘城邦Euboea在希臘西北部的殖民地居民帶過去的。據(jù)說，他們殖民所居住的地方就叫做Greek。因此，原始拉丁人崇尚希臘文明，敬仰希臘文明，但錯以為他們就是處于中間地帶的格里克人，這個傳播希臘文明的中間站，就是真正的希臘，所以就用“格里克”來稱呼希臘人。所以后來就將錯就錯沿用了下來。但是，現(xiàn)代的中國翻譯家在翻譯這個希臘國名的時候，也許是景仰希臘文明的緣故，居然強行要把這個名稱恢復過去，用原來的名稱來翻譯它，并得到全體國民的普遍接受，這實在是文化史和翻譯史上的奇事。

    無獨有偶，我們中國人的“中國”的名稱的西傳也有類似的經(jīng)歷。比如在土耳其語、哈薩克語和俄語中，他們表示“中國”的詞分別是Khitay,Kytai , Kitay。后來拉丁文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將這個稱呼吸收過去，寫作Cat(h)aya。英文中的Cathay就是這樣從拉丁文中借用過來的(英文過去的寫法是Cathaye , Cataya, Cathaia )。

    如此看來，專名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，而翻譯過程本身又會為仗個本來已經(jīng)異常復雜的專名問題平添更多難題。面對專名的翻譯問題，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(jié)論，翻譯不僅放大張顯了許多專名的理論問題，而且還賦予了專名其本身所沒有的意義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，翻譯的過程和結(jié)果本身也是具有意義的，這從側(cè)面也印證了以往翻譯論家所主張的觀點，即Translation is a production not a reproduction(翻譯是一個再創(chuàng)造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復制的過程)。